《官场现形记》中讲，一些官员“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”。封建时代“千里做官为了吃穿”，官场中人“无利不起早”不是啥稀罕事。共产党人“做官”为的是做事，与封建官员不可同日而语。拿陈云同志的话说：党员干部“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，是绝对不允许的”。

　　这些年铁腕正风反腐、从严管党治吏，官场日渐洁净、官风愈益清朗。但懒政庸政怠政现象，也的确不少见。一些官员怕担事、装作为，只说不做、说多做少，患上了严重的“官场敷衍症”。其主要临床表现：对上“表态好、行动少”——传达学习“反应很快”，开会部署“动作很大”，搭班子、建机制“抓得很紧”，却是只闻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；对下“脸好看、事难办”——接上楼送出门，又端水又拉凳，似乎很热情，可谈到事情却打太极，推不掉就拖，拖不过就糊；讲话“重搬用、轻运用”——报纸网络到处抄，光接天线不接地线，光有着眼点没有着力点，完全“为讲而讲”；做事“有激动、无行动”——提起矛盾问题两腮发鼓，但解决起来上级不拨不动，甚至拨都不动，许多经费趴在账面上睡大觉。

　　光说漂亮话、做样子活，不埋头真抓、撸袖实干，无疑是一种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结合体。但细加分析，这种“敷衍病”，与曾经盛行过的“作秀”风，又有本质不同。作秀，图的是出名挂号，争彩头、讨掌声，许多事“想得美好、很难做到”，其背后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进取心、创新欲——当然是扭曲变形了的。而敷衍，则是不想干事、不负责任，追求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以为“不做事没有事”“不花钱最保险”，躲避矛盾、明哲保身，许多事是“非不能也，实不为也”，缺少的是为官的责任与担当、做事的热情与干劲。所以，比之作秀，敷衍之害堪称更甚。

　　“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”，毛泽东同志早作过这样的论断。随着“打虎”“拍蝇”“猎狐”不断深入，有些人以为只要不贪腐，就可以做“太平官”、当“不倒翁”。其实，敷衍塞责造成资源浪费、耽误发展机遇，是党和人民不能容忍的“大问题”。明朝走向灭亡，官员“贤者十一，而惰不事事者常九也”，官场“虚文日盛而实政亡”，就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中华民族要“强起来”，岂能容忍官员“占着位子、混着日子”，让“安官贪禄，不务公事，与世浮沉，左右观望”那样的“具臣”“滑吏”有安身之地？

　　贪官是恶吏，必须坚决铲除；庸官非良吏，同样不可重用。评价干部需要看态度，但判断态度好坏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，不见行动的“态度很好”，要它何用？推动工作需要抓过程，但关注过程是为了保证最后的收成，不打粮食的“忙忙碌碌”，要它何用？选人用人必须重品行，但强调“政治过硬”还得“本领高强”，不能做事的“堂上木偶”，要它何用？为官不学无术、不求进取，却椅子坐得安稳、梯子上得顺利，如此只会助长“敷衍病”流行。

　　老实人，才是最聪明的人。勤政廉政，来不得半点虚伪。今天如果还有人怀疑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，看不到正风反腐肃纪永远在路上，干事敷衍、为官装为，还在东张西望等等看，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唯有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、尽好自己的责，方能行得稳、坐得正、走得远。（马洲兵）